这家画廊倒闭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……

爱德华·维亚尔《The Art Dealers (The Bernheim-Jeune Brothers)》，布面油画，59.4×32.9cm，1912年

2019年2月，巴黎伯恩海姆-热纳画廊（Galerie Bernheim-Jeune）正式宣布关闭空间，这一消息并未引发许多关注。然而这家拥有150多年历史的画廊不仅见证了巴黎先锋艺术的发展，也经历了全新艺术市场体系从雏形到完善的全过程。今天，时尚芭莎艺术带你回顾一家古老蓝筹画廊背后的市场变迁。

市场的旋涡

1863年，法国画商亚历山大·伯恩海姆-热纳（Alexandre Bernheim-Jeune）从家乡贝桑松（Besançon）来到巴黎，以自己的姓氏为名在拉菲特街（Rue Laffitte）创立了一家画廊。最初，他从父亲那里继承家业，主要从事画框和颜料等绘画用品的制造，并与柯罗、库尔贝和德拉克洛瓦等艺术大师成为朋友。

卡米耶·柯罗（Camille Corot）《Forest of Fontainebleau》，布面油画，175.6×242.6cm，1834年，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

居斯塔夫·库尔贝（Gustave Courbet）《The Desperate Man》，布面油画，45×99cm，1843-1845年

在与他们的交往中，伯恩海姆-热纳接触到了当时最新潮的艺术，如柯罗所在的巴比松画派、以德拉克洛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画派等。他敏锐察觉到当时的法国艺术界正在经历一场重要变革，于是毅然来到巴黎，从画具商人转型为画商。

欧仁·德拉克洛瓦（Eugène Delacroix）《梅杜莎之筏》（The Raft of the Medusa），布面油画，490×716cm，1818-1819年，现藏于法国卢浮宫

欧仁·德拉克洛瓦《The Death of Sardanapalus》，布面油画，392×496cm，1827年，现藏于法国卢浮宫

他的判断没错，艺术界正经历一场巨变：由“画商-评论家”构成的市场体系逐渐替代原本的学院派系统，拉开了现代艺术市场形成的序幕。众所周知，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，巴黎艺术界由官方学院派牢牢掌控。新画家想要获得认可只能通过每年的沙龙展，而学院派对入选该展的作品拥有绝对话语权，且评判标准严苛而死板，任何叛逆者都无缘入选。

彼得罗·安东尼·马提尼（Pietro Antonio Martini）《View of the Salon of 1785》，蚀刻版画，36.2×52.7cm，1785年

如1847年，库尔贝提交的参展作品全部落选，他无奈写道：“评委们对异己者均拒之门外，以此对抗德拉克洛瓦等浪漫主义画家。虽然他们的评判并不会困扰我，但想要出名只能凭借沙龙展，那是唯一的权威途径……”

居斯塔夫·库尔贝《Self-Portrait with Black Dog》，布面油画，69×77cm，1842-1844年

居斯塔夫·库尔贝《Jo, the Beautiful Irishwoman》，布面油画，54×65cm，1865-1866年

正是这个时期，画商群体开始壮大，成为落选画家与新兴中产阶级之间的纽带，以满足后者对艺术品的装饰需求。在这些新客户眼中，以历史、神话故事为题材的学院派画作的最佳归属地是博物馆，而非家里。

伯恩海姆-热纳画廊外景

此外，学院派沙龙展不再顺应时代潮流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，展览主要关注单件作品，对于画家的艺术生涯发展并不在意。但画商却是直接与艺术家建立长久合作关系，不仅能满足后者的职业需求，还给予他们更多创作自由。

伯恩海姆-热纳画廊中举办的展览

从作品陈列上看，“白盒子”模式也随着画廊的兴起而逐渐取代了沙龙展中整墙挂满画作的形式，为观众带来更好的参观体验。当然，这些变化并非一朝一夕完成的，譬如直至19世纪70年代，沙龙展才真正失去其唯一权威的地位，画商与艺术评论家逐渐拥有更多话语权。此时，伯恩海姆-热纳画廊已经开始为印象派画家办展，并进入鼎盛时期。

高速发展

奥古斯特·雷诺阿《约塞夫人与其子亨利》（Mrs Josse Bernheim-Jeune and her son Henry），布面油画，92.5×73.3cm，1910年，现藏于奥赛博物馆

雷诺阿为热纳家人绘制肖像

从1874年开始，伯恩海姆-热纳画廊已连续举办多场莫奈、雷诺阿等印象派艺术家的展览。不过，真正令其名声大噪的是1901年为梵·高在巴黎举办的首次回顾展。当时，亚历山大的两个儿子加斯顿和约塞（Gaston and Josse）刚从父亲手中接过画廊，他们摩拳擦掌，计划进一步扩大画廊规模，并选中了已逝世11年的梵·高。

伯恩海姆-热纳画廊为印象派举办展览，1903年

梵·高《自画像》（Self-Portrait），布面油画，65×54cm，1889年，现藏于法国奥赛博物馆

这场展览的顺利举办离不开艺术评论家、诗人朱利安·勒克莱克（Julien Leclercq）的帮助，他是梵·高生前为数不多的支持者，曾将《向日葵》形容为“辉煌壮丽的”，并在梵·高去世后为其撰写讣告、筹备展览。在朱利安的帮助下，这次回顾展共呈现了71幅梵·高的作品，不仅奠定了艺术家在新一代先锋派中的偶像地位，也让伯恩海姆-热纳画廊声名远扬。

梵·高《向日葵》，布面油画，92.1×73cm，1888年

梵·高《Two cut sunflowers》，布面油画，21×17cm，1887年

1906年，画廊开始为皮埃尔·博纳尔、阿梅迪奥·莫迪里亚尼和亨利·马蒂斯等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画家举办展览。其中，博纳尔、维亚尔（Édouard Vuillard）等艺术家还为伯恩海姆-热纳两兄弟绘制了许多肖像，尤其是维亚尔前后为热纳一家创作了十几幅，可见交情深厚；而在博纳尔笔下，兄弟两人一个在桌前、一个在桌后，桌上摆满了单据与文件，而窗外天色已暗，表现了他们正在加班工作的场景。

皮埃尔·博纳尔（Pierre Bonnard）《伯恩海姆-热纳兄弟》（The Bernheim-Jeune Brothers），布面油画，166×155cm，1920年

同年，伯恩海姆-热纳兄弟做出另一个大胆决定，聘请无政府主义者、艺术评论家菲利克斯·费列翁（Félix Fénéon）担任画廊艺术总监。在费列翁的推动下，画廊为乔治·修拉、亨利·埃德蒙德·克劳斯（Henri-Edmond Cross Henri）等点彩派画家举办展览。

乔治·修拉《阿尼埃尔浴场》（Bathers in Asnières），布面油画，201×300cm，1884年

亨利·埃德蒙德·克劳斯 （Henri-Edmond Cross）《The Golden Isles》，布面油画，59×54cm，1891-1892年

一年后，在现代艺术之父保罗·塞尚去世一周年之际，伯恩海姆-热纳画廊重磅推出了塞尚回顾展，其中包含多幅艺术家生前尚未完成的作品，而这些作品恰好成为立体主义发展成形的关键。

保罗·塞尚（左）与约塞·伯恩海姆-热纳（右），1902年

1912年，在费列翁的策划下，画廊举办了意大利未来主义艺术家在巴黎的首次展览，呈现了翁贝托·薄邱尼（Umberto Boccioni）和卡洛·卡拉（Carlo Carrà）等人的作品，这一体现科技、工业发展与暴力美学的前卫风格，为法国艺术界投下一颗“美学炸弹”，同时也让伯恩海姆-热纳画廊成为巴黎艺术的中心之一。

艺术家翁贝托·薄邱尼（左）与未来主义创始人菲利普·马里奈蒂（Filippo Marinetti）在伯恩海姆-热纳画廊展览现场，1912年

翁贝托·薄邱尼《The Laugh》，布面油画，110.2×145.4cm，1911年

在费列翁担任艺术总监的近20年里，伯恩海姆-热纳画廊迅猛发展，为众多先锋派艺术家提供了走向大众的展示机会。然而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，画廊的情况便急转直下…… 

走向没落

画廊面临的致命打击发生在二战时期。当时，纳粹已占领巴黎，画廊的许多作品被扣押，而带有犹太血统的热纳一家担心遭到迫害，于是携带部分画作来到尼斯，同时将30多幅印象派作品送到多尔多涅省的一栋别墅避难。然而不幸的是，1944年，溃败而逃的纳粹军队放火烧毁了这栋建筑，所有画作都未能幸免。同时，在其后的数十年间，虽然家族后人一直致力于找回战争中遗失的作品，但因作品记录册丢失而变得更加困难。

爱德华·维亚尔《Messieurs and Mesdames Josse and Gaston Bernheim-Jeune》，板上油画，57×72.5cm，1905年

爱德华·维亚尔《The Art Dealers (TheBernheim-Jeune Brothers)》，布面油画，1908年

二战后，画廊一直未恢复元气。除了战争这一不可抗力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：画廊主要代理的是法国艺术家，且业务重心在巴黎，并未开拓其他地区的艺术空间。虽然当时巴黎仍是世界艺术中心，但伦敦、纽约等地已经开始崛起。正因为如此，战争的毁灭性伤害令画廊就此一蹶不振，逐渐趋向保守，不再挖掘艺术新秀，而只专注于印象派艺术家，最终落后于时代。

克劳德·莫奈（左）与加斯顿·伯恩海姆-热纳（右）

2018年底，画廊负责人盖伊-帕特里斯·道伯维尔（Guy-Patrice Dauberville）宣布将关闭空间，并希望能以新的方式、新的面貌回归，而关闭画廊的原因并非出于“市场状况”。

今天，如果在拍卖行官网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家的作品，人们会发现有许多都能溯源至伯恩海姆-热纳画廊，但历史的车轮无情碾压而过，艺术市场不断更新迭代，如今它已被许多人遗忘……

精彩回顾：

编辑、文  张剑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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